以“最前沿、最包容、最务实、最开放”为特色的中国管理科学领域年度盛会——“上海管理科学论坛2020”于12月19日圆满落幕。
本届论坛特邀数字化领域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军人物现场分享，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完成管理变革，旨在创造出领先世界的新型管理理论和实践。特整理分享嘉宾演讲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科技创新：管理变革的驱动力》
“十四五”规划当中，列在未来五年12项重要工作首位的是——“坚持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习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的明年八大重点工作的第一条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及科技创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向上海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毫不夸张地说，中央的高瞻远瞩警醒了商学院。今年11月，我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对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双向发力》一文，谈到了商学院为什么要开设科技创新课程。今天，我们的教授要以十分明确的语言告诉学生，只有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国的发展才有可能全面引领全球。
这些年我在中欧当教授，翻译出版了《创新系列丛书》，包括哈佛的《精准创新》、牛津的《开放式创新》、剑桥的《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麦克米伦的《家族企业创新》，这四本书聚焦创新方法论。我也撰写了《数字化时代的十大商业趋势》《走向数字经济》等一系列专著，全球科技出版巨头Springer连续出版了这些专著的英文版。这些译著、专著的出版加强了我在中欧为MBA、EMBA、金融MBA学生开设“商业趋势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智慧医疗”“金融科技”等课程的底气。
我特别注意到十天前《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的一段话：“互联网巨头拥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数据资源、领先的数字技术，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这明确把“商业模式”和“科技创新”两者一起画了重点。商业头脑太强，丢失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不可取的。多年来，中央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一系列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饶毅的一段话也许会惊醒商学院：“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
我和7位诺奖得主有过会见与对话。在中欧学院我曾经请来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皮特·汉森，在中欧的论坛上我对他讲，“近年来中国企业转型与创新（特别是金融领域创新）出现了支付宝等众多第三方电子支付和余额宝等许多理财产品，人们担心这些创新会不会出现系统风险/系统性风险？”接着，我问皮特·汉森：“怎么看Systemic Risk与Systematic Risk？”皮特·汉森说：“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每天都会遇到Systematic Risk，但是Systemic Risk（系统性风险）是灾难性、系统性、全球性的危机。”
2017年3月《阿里巴巴B+时代》一书出版时，我应邀写了序言，序言名字叫“赋能消费者与赋能生产者”。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能只发力于消费端、发力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更需要发力于生产端、产业端的科技创新，企业不能满眼盯住割韭菜。
当然，当年的创业者也非常不容易，大多是靠科技创新起家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十分敬重华为。任正非始终如一地保持科技创新的初心，不玩昧良心的商业模式创新，不赚快钱。前几天中科大量子计算机“九章”问世，振奋了国人。“九章”运算速度是日本超算的100万亿倍，是Google的100亿倍。量子计算机的成果如此惊人。当下，科技驱动管理变革已经来临，机器智能时代奇点临近。商学院会被惊醒呢，还是会被警醒呢？
30年前浦东开发时，我是金桥开发区的总经理、首任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担当者，我亲身体验到驱动管理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科技创新。开发之初，我们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作为金桥总经理，我们每一步都绝不弃离科技创新。第一时间完成了包括整体规划与专业规划在内的21张图的“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图册”。所有的规划设计都来自于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和缜密周详的科学预测，今天我演讲PPT 所展示的三个数学模型就刊印在我写的《开发区规划研究》一书里。
第一个模型是建立模糊线性规划。由于开发区的众多经济技术指标之间，不是线性关系，所以可以用模糊线性规划，其中会用到模糊数学；
第二个模型是用匈牙利法（0-1模型），把开发区的地块向量与产业向量进行配置，利于长远发展；
第三个模型是人口预测模型，用龚伯兹曲线、逻辑曲线、双性别确定性动态模型，作人口预测，构画“以人为本”的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在建设金桥立交桥的时候，我们也经历了痛苦的抉择，大市政（包括立交桥）历来应当是市政府做的，但在1994年，金桥公司自资2亿建成了金桥立交桥，通车前夕全体员工在立交桥上吟唱了《金桥之歌》，至今还历历在目。今天，中环的总投资超过100多亿。当年，金桥抢到了时间，也节约了成本。
虽然是快节奏，但我们尊重科学，金桥立交桥设计时慎重地做了1995、2000年、2020年三个时间节点的流量分析模型，有图有真相，有书有数据，历史证明，金桥立交桥先于民生路、芳甸路“跨线桥” 20多年实现了通车，金桥立交桥的建设，有利于金桥、外高桥、浦东全区的长远发展。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金桥人因为有“久久为功，而功成不必在我”的初心和坚信科技创新是管理变革的驱动力的理念，种种创新之举才经得起考验，耐得住质疑。金桥发展战略和规划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有力地证明了管理好国际水准的开发区，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的头脑。
在金桥碧云国际社区规划的设计与实施中，我们还敢于担当、敢于创新，打造了社区优越的教育环境和卓越的医疗资源体系。鉴于金桥“产城融合”但“产城分开”的理念创新，2013年碧云国际社区获得中国住建部颁发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为浦东首个获得该奖项的国际社区。
今天，能和大家分享我的亲身经历和学术著作，是我的荣幸。人类历史只占地球的万分之一，浦东开发开放30年也只占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即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浦东创造了奇迹。相信未来30年长三角的发展将创造更辉煌的奇迹，其理由多多，但一定包含着其中一条——科技创新是管理变革的驱动力。
向科技致敬，与管理同行，谢谢大家！
GDA现场采访朱晓明教授
2020年上海管理科学论坛期间，GDA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秘书长李斌博士对部分论坛嘉宾进行了采访，聚焦数字经济管理变革热点话题，走进中国管理学界理论与实践领军人物们的思想世界。
GDA
您是三栖学者，在政府待过，在金桥开发区企业里也待过，现在也在学校里面，那么您能从这三个不同的角色和经历，三个不同的纬度谈一下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么？
朱晓明：科技创新的源动力来自于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到大学甚至研究生，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教育。如果没有教育工作者的奉献，科技创新很难实现。可以说教育是科技驱动管理变革的基础。
GDA
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如何能更好地让企业从基础角度进行变革和创新？
朱晓明：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我们会引进外资，向一些发达国家主动学习，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浦东开发，我们国家的科技和教育都得到了很大的长进。我注意到中央最近几年，特别强调自立自强，政府支持企业在各个领域中坚持创新，引领全球。
GDA
也就是说，让中国的企业从全球角度去引领世界的技术发展、引领全球的创新变革？
朱晓明：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GDA
从教育机构来说，如何能够将教育和企业的变革创新融合在一起？
朱晓明：第一个方面是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习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做了表率，学习人工智能、区块链，包括量子力学、量子科技。量子力学是一种基础科学，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结合起来，促进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传输等。昨天晚上，我看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习主席提到，明年八大重点工作的第一条，就是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中的第一条也是科技创新。
第二个方面是高等学校肩负着融合转化的重任。把政府发展的规划、战略转变成让所有的学员都能够领悟的那种制造业、商业、服务业领域的创新，这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GDA
教育机构必须把技术创新和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
朱晓明：第三个方面就是企业家也必须肩负起融合转化的重任。要下功夫把商业模式创新与科技创新很好地融合起来。
GDA
对，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其实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当中，我们走过了不同的阶段，当下这个阶段，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应用创新尤为重要。
朱晓明：是的，所以《人民日报》大概在十天前吧，12月11号左右有篇评论员文章就明确了要把商业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一起划重点。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各界都要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GDA
这是个非常好的观点，在新的全球化实战当中，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高校包括我们的社会，都应该更重视科技的基础创新，这样一来我们中国的企业和整个全球的经济又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朱晓明：对，我们很有信心。比如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我们中国的医学工作者创造了奇迹。当下的疫苗研制，全球各国是同步发展的，而中国能保持领先者的地位。
其次你看量子计算，我在刚刚论坛演讲中谈到中科大“九章”量子计算机，比日本的超算快一百万亿倍，比谷歌快一万亿倍，这是何等振奋人心的消息！还有5G等等，我们已经跑在了全球的前面。我们应当有文化自信。
GDA
听完您的讲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企业去重视科技的创新，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去真正地带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创新。
朱晓明：当然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就拿我们学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来说，我在 2012年起就开设“科技创新”课程。当时好多人会问“商学院为什么要开设科技创新课程”，现在不用再解释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很重要。我们必须不断领会党中央所制定的战略，一步步地推进科技创新，让它成为引领我们发展的动力。
GDA
我刚才看到您出了一系列的著作，主线是科技创新。您能介绍一下么？
朱晓明：我从2013年开始翻译出版了哈佛的《精准创新》、牛津的《开放式创新》、剑桥的《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等一系列译著。我自己的专著有《数字化时代的十大商业趋势》、《商业趋势与科技创新案例集》、《走向数字经济》等，全球科技出版巨头Springer连续出版了这些专著的英文版。
